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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晓桃:德才关系的历史审视与现实意义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9-09-05

  摘要:中国历史上,关于德才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从重才轻德的唯才论、重德轻才的唯德论、求全责备的无才论到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择优论,每一种德才观在历史上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梳理和比较历史上德才关系结构的演进变化与“排列组合”,对于我们更好地以史鉴今,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德才观上的与时俱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摘要:中国历史上,关于德才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从重才轻德的唯才论、重德轻才的唯德论、求全责备的无才论到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择优论,每一种德才观在历史上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梳理和比较历史上德才关系结构的演进变化与“排列组合”,对于我们更好地以史鉴今,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德才观上的与时俱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人才选拔中关于德才关系的认识和处理,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对德才份量孰轻孰重,尺度把握上孰主孰次,顺序考量孰先孰后,都有着不同的处理模式。梳理和比较历史上德才关系结构的演进变化与“排列组合”,对于我们更好地以史鉴今、以史资政,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德才观上的与时俱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

  纵观中国历史,凡是社会剧烈动荡、新旧王朝交替的时代,也是群雄军阀之间激烈争夺人才的时代。在这些特定的时期,用人者往往会突破甚至颠覆传统的用人理念,把“唯才是举”作为主流甚至最核心的用人取向。

  春秋战国群雄并起,各路诸侯为成就霸业,纷纷争夺天下英才,“入楚楚重,出齐齐轻”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不少贵族,比如著名的四公子——齐国孟尝君、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不遗余力地广揽门客,不计成本地收罗人才,凡有一技之长者,他们都招至麾下,成为一种不可小觑的势力。楚汉相争中,项羽因气量狭小、赏罚不明、是非不分、忌才弃才,手下的张良、陈平、韩信等旷世奇才相继弃楚投汉,唯一的谋士范曾也发出“竖子不足与谋”的感叹离他而去。与此相反,布拉特:再次当选有被迫感觉 足球才是真正的胜者刘邦却乘机广纳人才,不仅战胜强楚,最终还一统天下。刘邦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唯才是举”的口号,但实际奉行的却是这条路线。

  在历史上,曹操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唯才是举”并把这一选用模式推向极致的政治人物。在军阀混战中,曹操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地方小军阀逐渐发展壮大,并最终打败袁绍、袁术等强大的割据势力并统一北方,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曹操大力推行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年)春,曹操第一次发出具有时代意义的《求贤令》:“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继第一次提出“唯才是举”的主张后,紧接着在建安19年(公元214年),曹操又颁布《赦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即《举士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此时的取士原则显然是对《求贤令》的又一次飞跃。为了把观点说得更透彻一些,曹操列举了陈平、苏秦的例子,要求选人时要注重是否具有进取精神的大节,不能因为有“德行”方面的某些缺点而弃之不用,埋没贤才。第二道《举士令》颁布以后,情况虽有所好转,但毕竟未能从根本上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曹操对用人现状仍不满意,于是又在建安22年(公元217年)下了第三道求贤令,即《举贤勿拘品行令》:“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无有所遗。”该令特别列举了五种类型的人物说明“举贤勿拘品行”之见。曹操以此相类,希望大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由于曹操极力提倡“唯才是举”, “取士勿废偏短”, “举贤勿拘品行”,这使他的身边谋士猛将英才荟萃,如郭嘉、程昱、贾诩、司马懿、张辽、徐晃、典伟,以及曹氏与夏侯氏兄弟等。他们皆为一代英豪,为曹操南征北战、一统天下发挥了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一代枭雄曹操,根本不将人才的道德水准作为录用与否的衡量依据,这无疑是对亘古以来用人传统的一次彻底颠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说,他以一人之力撼千古传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还是极具进步意义的。

  如果说唯才是举更多的存在于乱世,那么唯德选才则更多地存在于治世,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成为一种主流的用人价值取向,被历朝历代统治者和名士大家所推崇。

  传统的儒家思想看重德行胜于才干。《周易》强调领导者要治理好国家,必须“进德修业”,孔子强调为政者的关键是要“正”,“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他主张以德取人,使有德之人居高位。鲁哀公向孔子询问用人之道,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认为只有任用有德行的、正直的人管理国家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正所谓举贤以服民。孔子又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意思是说有周公那种高才,如果骄傲又吝啬,那也不足为观。孔子的学生冉求帮富人季氏搜刮民脂,他非常反感地讲“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冉求虽然很有才能,由于帮季氏聚敛财富,德行不好,孔子不承认是自己的学生,并号召其他学生去声讨冉求。从这些例子来看,孔子是重德轻才的。孟子继承了孔子的“重德”思想,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即贤德的人应居于掌权地位去领导有才之人。他认为,如果不用仁德去引导统治者走正道,只知道帮助国君开辟疆土,聚集财富,联合诸侯,能打胜仗,那就是“富桀”、“辅桀”,为虎作伥。孟子认为这些人不是“良臣”而是“民贼”。鲁国让乐正子管理政务,孟子高兴得睡不着觉,不是因为他学问多、能力强,而是因为他“好善”。让“好善”的人掌握政权,孟子“喜而寐”,说明他极端重视德。

  重德轻才思想到汉代以后有了进一步发展。汉代最重要的选官制度察举制则以“孝廉”作为选材的重要标准,非孝者廉者不能为官。察举制度的确立是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开始的。孝廉即孝子廉吏之谓。孝与廉是古人非常推崇的两种德行,尤其是孝更被作为天下之本,所以孝廉首先成为察举的常科,也是汉代入仕的主要途径。许多名公巨卿都是孝廉出身,如曹操、孙权等,他们对汉代政治的影响很大。汉代思想家也普遍认为有德无才的人可以任用,而有才无德的人不宜任用,甚至说无德无才的人也比无德有才的人好一些,危险性小一些。例如翼奉说:“人诚向正,虽愚为用;若乃怀邪,知益为害。”意思是说,诚实正派的人智力差一些,仍可以用;心术不正的人,智力只能增加危害性,绝不能用。前者叫“拙诚”,后者叫“巧伪”,“巧伪不如拙诚”。翟方进认为,不仁的人没有用处,即使很有才能,也是国家的祸患。“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国之患也。”三国时诸葛亮在给刘禅的《出师表》中讲,“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也是强调了德的重要性。

  重德轻才的思想影响深远。隋朝王通认为违背仁德的人,会“为贼”、“为乱”,是国家的祸患。宋明时代,无论是理学家,还是心学家,都主张重德轻才。朱熹认为做学问就是为了“讲明义理,以修其身”。强调做学问为了修身,为了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陆王心学与理学虽然在如何做学问上有严重分歧,在重德上却是完全一致的。王阳明认为教育就是为了使受教育者“渐于礼义”、“入于中和”,就是使人受到礼义的潜移默化,提高思想境界。宋儒把孔子在《大学》中提出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进行条理化,明确提出“八条目”,前五个条目都是个人心性修养的问题,后三个条目才讲经世致用,参与社会实践和政治活动。

  强调德无可厚非,但是强调过头就会产生片面性甚至陷于荒谬的地步。重德轻才,才虽轻但总要有一定份量。重德走入一个极端,就会形成只要有才就会损德的价值扭曲,才就越来越失去份量,甚至可以忽略。过去讲“女子无才便是德”言外之意是男子可以而且应该有才,有才就有主意,有主意就不会盲从,不盲从就认为不听话,就是骄傲翘尾巴。所以,“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就自然而然地扩大到了整个社会。这就是为什么一段时间有一些人居然乐意以“文盲”、“大老粗”自称,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说到底是“无才便是德”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畸形反映。

  乱世重才,治世重德,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用人策略。虽然重德是古代用人的一条基本的原则,但是在治世和乱世,用什么样的人,是各有侧重的。开疆拓土、拨乱反正倚重的是才能,而励精图治、坐稳江山,则强调的是“德”。在这个问题上,魏征说得非常透彻:“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就是在太平时期,也会有重才重德的分别。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的时候,特别需要老成持重的守成之人;而在吏治衰败,政治制度需要改革的时期,就非常重视有才能的人,这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

  崇高之德与卓越之才的统一是德才兼备的最高境界,也是用人者的理想追求。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才的德与才都是有缺憾的。况且用人目标不同,对德才的要求也就不同,这就要求用人者必须根据不同目标确立具体的德才标准,这是德才兼备用人原则的相对性。相对性就是条件性,德才兼备的具体条件是指它的岗位性,岗位不同,所要求的德才内容也不同。如果对人才一味地求全责备,就会走入如韩愈所言的“天下无马”的误区。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清代诗人顾嗣协在他的小诗《杂兴》中写道: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高难为谋;生才贵适用,慎勿多苛求。其实不搞求全责备,是我国古代有作为的统治者在选用人才上的一个共同特点。不少开明的君主深刻地认识到,一个人不可能是全德全才、完美无缺,德才完美的人世界上是没有的。因此,他们在选用人才的时候,常常是不拘一格随器授任。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很好的典型。史料对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与右仆射封德彝之间的对话有这么一段记载:太宗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这一段话的大意是,太宗让封德彝大胆举贤,但封德彝却回答说自己一直没能发现能堪当大任的奇才。唐太宗生气地驳斥他说:“以前的圣明之君,使用人才就像是使用器物一样,都是取用当时的人才,也不可能向别的朝代去借。难道我们一定要等到梦见傅说(商代贤相),遇见吕尚(姜子牙)这样的贤臣,然后再去治理朝政吗?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才?只怕是被遗漏而不知道罢了。”在这段话里,唐太宗提出了用人如器这样一个重要的用人原则,即对人不能求全责备,而应用其所长;要善于发现同时代的身边人的长处,随才使用。正是根据这一原则,唐太宗迅速选拔了一批文臣武将,“房玄龄能谋,杜如晦善断,魏征能谏,王珪知人,李靖精于军事”,这些人才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而唐太宗都能用起来,把每个人的长处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他无论在战争还是在治国方面都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各类人才相得益彰,管家婆还是与队友的串联,。使初唐政治舞台上演了一幕异彩纷呈的历史活剧。

  汉高祖刘邦也是知人善任的高手。他曾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所擒也。”刘邦的成功正是因为决策有张良这样的战略型人才,后勤有萧何这样的理国之才,而征战有韩信这样的大将。

  “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实践证明,才贵适用、实用、使用。要切实做到“大才大用”、“小才小用”、“无才不用”,既不能大材小用地“屈才”、小才大用地“宠才”,更不能此才彼用地“误才”、熟视无睹地“弃才”。我们要从求全责备的无才论中跳出来,广开视野发现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人才往往各有各的用场,各个层次的人才既有共同的德才标准,又因其工作性质、职责权限、活动方式等不同,具体条件和素质要求也有所不同。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用党政干部标准去衡量各种人才,从党政机关到企事业单位,不管是抓生产经营还是搞科研教育,都要求他们符合党政干部的标准,这就严重压抑了各类人才的成长。因此,评价和衡量、选拔、任用人才都要运用不同的标准,因事择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第一卷的开篇,专门有一段关于德才关系的议论,它鞭辟入里,简单扼要,内涵丰富,高度凝炼,为我们今天了解研究封建统治阶级的用人标准,提供了一份熠熠生辉的经典文献。他讲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司马光的这段话在历史上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历经千年依然闪烁着灿烂的思想光芒。他不仅正本清源,第一次厘清了才、德、贤三者的内涵和区别,而且通过深入地解读历史案例,提出了自己对于德才关系上一整套鲜明的主张。他认为,才是德的资本和基础,德是才的统率和主导。用形象的比喻讲,它们是行船中掌舵和划浆的关系,它们是射箭中方向和力量的关系。据此他进一步阐发,要以才资德、以德润才,在磨砺中造就人才,在实践中锤炼人才。同时,根据先天禀赋与后天养成,他把人才分为德才兼备的圣人、无德无才的愚人、德胜于才的君子和才胜于德的小人,深刻分析了用人失误的各种危害和后果,提出了上述4种人在使用上的先后顺序,进而得出了“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的用人原则。总起来讲,司马光在中国古代是德才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德才观的核心要义是德为才帅,先德后才。

  中国批判地吸收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古代先贤先哲的用人智慧,把德才兼备作为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培养、选拔和使用人才的原则,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和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优秀干部和高素质的人才。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这一标准实际上是在承认人无完人基础上的择优原则。大体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两者是有机统一的,不能割裂、不可偏废,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二是如果不能兼得,就要明确两者主次和先后顺序的定位,即在才能相当的条件下,优先选择德胜一筹的人。由于德才兼备的具体标准不像数学公式那样精确,在具体操作时具有一定的弹性,因此在用人过程中也难免出现一些失误和偏差。在现实生活中,用人失误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对德才关系的把握形成了僵化固化的思维模式,这种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定势,严重地影响人们对德才兼备这一原则的正确理解。事实上,德才在个人的素质构成中通常是有主有次、有优有劣,应根据不同的人才类别来确定用人政策。常型的人才在德和才的主要方面,既看不出明显的长处,又挑不出严重的毛病,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们是人才中的大多数,是用人者必须依靠的主要力量。善用人者要在坚持公正性、合理性、宽容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激活、激发、激励这些占大多数的人才群体,唯有这样才能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

  习同志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谈到德与才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德与才是辩证统一的。“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也。”这些话,反映了古人对德才关系的认识。一个干部有德无才,难以担当重任;有才无德,最终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只有德才兼备,才能做到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而又不出事,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在2013年6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对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把好干部标准具体化、时代化,提出了新时期好干部的五条具体标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要求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号召全党全社会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习总书记这些饱含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和闪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重要思想,把中国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之道推向新的高度和境界,必将对我们在全社会尽快形成“见贤思齐、群贤毕至”的良好社会风尚和选人用人环境产生重大的导向作用。我们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层出不穷、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为“中国梦”添砖加瓦、建功立业。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要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择天下英才而用之,让人人都有成长成才、脱颖而出的通道,让各类人才都有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波澜壮阔地向前推进,随着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深入发展,我们必将迎来一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英才辈出”的伟大时代,必将开创一个“人人都是人才、人人皆可成才”的人才盛世,必将开启让各类人才都“各显其能、各得其所、各展其长”的人才春天!runningman宋智孝男朋友(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组织部 本文原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18卷第3期 2014年6月)

  作者简介:许晓桃(1972—),男,汉族,湖北仙桃人,研究生学历,法学学士,长期从事党的政策理论研究、党的建设研究和调查研究工作。